第二百六十五章【一代女皇】

    徐有功启用肃政台侍御史，他向武后上书辞谢，并以鹿喻己：“臣听说，一头鹿虽然还在山林里奔跑着，
    但命中早已注定要成为宴席上的菜肴，这是时势的自然啊！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一旦不合陛下的心意，定会因此而死了。”
    言下之意，守正行法是我不能改变的秉性，我要坚持这样做，就不能满足你的心意，因此，我只能辞官不干。武后对徐有功的辞呈并不感到意外。
    这个不怕贬官、不怕杀头、置生死于度外的大臣，从任司刑丞那时起，就不只一次敢于同自己争曲直论是非。武后最终看重徐有功，是他替含冤无辜者据理力争，先后三次被判死刑，将要临刑，泰然自若，面无忧色；赦免了他，也并不欣喜。
    这次是在徐有功免官之后被重新启用，意在避免埋没这一难得的人才，更好地发挥他的作用。没有想到徐有功免官为民之后，性格使然，从启用开始，就要同武后较真。
    徐有功是国子博士徐文远之孙，考中明经科，多次授任为蒲州司法参军，继承封爵为东莞男。
    徐有功免官，源于％，徐有功任秋官郎中时，秋宫侍郎周兴将一份案载原道州刺史李仁褒兄弟谋反的案卷交徐有功阅，并称司刑寺已判该两兄弟为谋反罪。
    徐有功看完案卷后认为，把李仁褒兄弟俩练武比箭作为叛逆谋反的证据，是为冤枉，应该马上纠正！
    周兴不但不予以纠正。反而上奏武皇，言徐有功心怀叵测。并引经据典，说明徐有功附下罔上。有意袒护谋反之贼，正合死罪，请求武皇将徐有功下狱查审。
    武皇虽不满意徐有功的一些言行，但却对徐有功的正直与才干甚为欣赏，因此，她要保护徐有功，于是便下诏：“禁止逮捕审讯徐有功，免他的官职。”
    徐有功免官时只是一个从六品的小官，但武皇对徐有功却十分地了解。这既归功于徐有功的才华和政绩，也在于徐有功鲜明的个性。
    早在任蒲州司法参军期间，徐有功“力求宽仁，从不轻易动用刑讯，也不轻易判人笞杖刑”，而用教化的办法启迪案犯悔悟自新。为此蒲州百姓和官吏都很受感动，称徐有功为“徐无杖”。
    徐有功三年任满，竟没有一次在审判案犯时用了杖罚的。因而“徐无杖”之名也就越传越响，传到了京城长安。也传到武后那里。
    武后对徐有功的仁政并不在意，她看中的是徐有功的智慧和心怀。永昌元年，徐有功被宣诏进京，担任起司刑寺丞的重要职务。
    其时。武周革命如火如荼，为铲除异己，武后使用周兴、来俊臣等大批酷吏。构陷无辜事件时有发生，公卿震恐。莫感正言，
    唯有徐有功挺身而出。常于殿前论奏曲直，多次受到武后斥责，徐有功神色不挠，争之弥切。之后，徐有功寻转秋宫员外郎，转郎中。
    朝廷设铜匦收集密告，一个叫冯敬同的人，他投状告魏州贵乡县县尉颜余庆曾与去年起兵被杀的李冲共同谋反。武后令中侍御史来俊臣审理此案。
    颜余庆被逮至长安后，来俊臣强逼颜余庆承认是李冲谋反同党，颜余庆大喊冤枉，经过他的严刑逼供，无奈颜余庆只得认罪写了供状：“与李冲通同谋反”。
    来俊臣见颜余庆认罪，便上奏武后。武后御阅认可后，令来俊臣将此案转交司刑寺正式判刑。接颜余庆案的是新上任的司刑丞徐有功。徐有功细阅了案卷，觉得颜余庆虽已承认“与李冲通同谋反”，但罪证却不足。
    为了减轻颜的罪名，他查阅了武皇当年发的《永昌赦令》，发现“魁首”和“支党”字样，便援引了《永昌赦令》判颜余庆为李冲谋反案的“支党”，流放三千里，让颜余庆免去死罪。
    这一判决，不但来俊臣大为恼火，也令其他几位参与此案审判的官员的不满，侍御史魏元忠便直接上奏武皇，请求将颜余庆按谋反魁首处斩，家口籍没。
    武后准奏下敕。然而徐有功却硬着头皮向武后进谏：“颜余庆一案请陛下再加斟酌定案。
    颜余庆违法替李冲收私债，又通书信，与李冲确有一些关系，然对照陛下已发布《永昌赦令》，颜余庆也只是一个漏网的支党而已。
    因此根据赦令应免其死罪，改判流刑。如果赦而复罪，即不如不赦，又如何面对天下人?我圣朝决不能这般行事。”武后听后大为不满，反问徐有功道：“照你说，何为魁首?”徐有功沉着回答：“魁是大帅，首是原谋。”
    武后再问：“颜余庆难道不是魁首?”徐有功又答：“若是魁首，他早应在李冲被杀时就该伏法了，赦后才发觉，可见只是个支党而矣。”
    武后反驳道：“他为李冲征私债、买弓箭还不是魁首是什么?”徐有功对答：“征债是事实，但买弓箭与颜余庆无关。”武后又问：“二月征债，八月通书，还能不是同谋?”
    徐有功再次为颜庆余开脱道：“所通书信未见查获，只据口供，而口供也只承认与李冲礼节上寒暄。
    而且征债、通书也只能归属于支党行为，与同谋魁首怎么也不能同日而语！”这场朝堂的辩驳，使武后渐渐觉得这位人称“徐无杖”的司刑丞倒有一般官员所没有的胆量和见识。
    为了缓和气氛，避免引起更大冲突，武皇放松口气对徐有功道：“颜余庆是支党不是支党，卿再去仔细勘问，奏上来。”事后，徐有功以颜余庆为“支党”罪上奏武后，获得武后的批准。
    颜余庆免去死罪。改为远流，其家人也得免为官奴。有个叫韩纪孝的人。做过李敬业的伪官，早已死去。推事使顾仲琰抄没他的家，已经下诏同意。
    徐有功追着议论:“依法律，谋反者斩。身死就不实施斩，不实施斩就不得牵连治罪。牵连治罪之人死亡，因此而来的罪行就要减免。”
    下诏听从......如此获得宽免的有数百家。凤阁侍郎任知古，冬宫尚书裴行本等七人，被诬陷该当处死，武后问宰相：“古人用刑杀止凶杀，我如今用恩义止凶杀。向众公为任知古等人求情，赐他们再生，可以吗？”
    来俊臣、张知默坚决请求依法处死，武后不答应。徐有功上奏：“来俊臣违背陛下再生的恩赐，不能显示信义。”
    于是全部免死。对徐有功这样一位执着而又守正护法的官员，武后总觉得有必要予以重用，同时又要消磨他的锐气，使他臣服。
    因此，在李仁褒兄弟谋反案的处理过程中。武皇毫不犹豫地将他贬官为民。
    武后重新起用徐有功，是武后念其一身正气，不询私情。武后历来看重人的气质与才华，对那些个性鲜明。别具一格的朝臣，她总要另眼相看，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尊重。
    即使政见与己相左或者反对自己的大臣。她可以毫不留情地处罚他们，但绝不会轻易地触犯他们做人的道德底线。也不会随意将他们抛弃。
    有一次徐有功被人控告，武后当面责问他：“公近来断案错误放出很多罪犯。这是为什么啊？”面对武后的严厉责问，徐有功镇定自若，不慌不忙回答道：“误放罪犯，是臣的小过；爱惜生灵，是陛下大德。”
    武后听出徐有功有责备和提醒自己之意，便沉默了片刻，开言道：“治国之道，在于举大道而不拘常法，若无非常之举何有大道可言？”
    徐有功是乎并没有听明白武皇之言，仍顺着自己的思路，表明自己的态度，“臣乃执法大臣，发现了弊端就会立即补救，看到了漏洞就会马上堵塞。
    为臣之道就是要兴利而除弊！”武后不接徐有功话题，进而言道：“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时移而法不易者乱。
    身为朝臣，应明变中求稳，变中求治之理，本末有序，取大法而为之。”这些都已经成为过去，当时是谁也没有说服谁，也分不清是谁对还是谁错。
    武皇深知像徐有功这样一些饱学之士，他们看重的是个人名节，追求的是诸子义理，讲究的是循规蹈矩。为了名节和义理，他们往往表现出藐视权威的高傲，甚至可以置生死存亡于不顾。
    他们守正务实，知道哪些是他们应该坚持的，哪些是不应该僭越的，在必须坚持的范围内固守正义，毫不退让。
    他们摄取功名、看重手中的权力，更多的是为了展示自己的理想和才华；一旦现实不能如愿以偿，他们便可以求田问舍，退而隐之。
    武后从不怀疑徐有功的忠诚，也领教了他无从诡随、不避强御的刚正和执着。
    面对徐有功这样的耿介之士，武后在人格上对他是认同、赞赏和尊重的。
    徐有功那种大丈夫的伟岸气质，总是给人以力量、以震撼。撇开宫廷的是是非非，她愿意与他斗智斗勇，而不会抹杀他的才华和勇气。
    武后同徐有功的全部过节和冲突，是在除恶与扬善、威严与宽弘的选择上，武皇只能更多地选择前者，而徐有功恰恰注重的是后者，以至于出现了近乎犯上的种种举动。
    在徐有功看来，理性的回归天经地义，一个行生死大权的法官，就必须守正行法；
    守正则意味着对朝政行为的控制和收敛，意味着刚柔并济的取舍。为了守正，徐有功表现出少有的倔强。武皇何曾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然而，现实之中，
    她更需要刚性治国，需要以杀制杀，割小慈以从大体，行非常之事，取非常之举，这就不仅仅是守正，而必须过正。武皇一向认为，矫枉必须过正，
    不过正不能矫枉。她不会过多地纠缠细节。也需要有自身的是非标准，即使会造成过错。也要坚持自己的行为。对武皇而言，这是刚性的张扬。而在徐有功看来，
    则是乱杀人。武皇清楚地知道，宫廷沃土，官宦之地，充满着箭拔驽张的权力角逐和利益分割，容不得循规蹈矩、守正行事，也不允许她有更多的宽容。没有刚性的张扬，就没有理性的治理，犹如没有玄武门之变。
    就没有贞观之治；又犹如一匹烈马，没有铁鞭加铁锤，就难得良驹骏马，
    一旦不能制服就得使用手中的匕首。刚性的张扬是臣服，是皇室权威的昭示，是稳定天下的首要前提。守正的全部意义在于分清是非曲直，
    张扬的是伦理道德；而权谋之下的宫廷，就不仅仅是是非曲直的分辨，也不仅仅是伦理道德的诠释。武皇不可能过多地纠缠宫廷的是非曲直。
    也无法完全做出公正的道德评判。她清楚地知道，一味地追求守正扬善，其结果只会自投罗网。徐有功他们只看到刚性的残酷和非理性的一面，
    看不到刚性的威慑效应和开拓进取的一面。岂知理性的大旗就是血与火的洗礼！
    这大概也是为君之道与为臣之道的区别吧。
    武后为徐有功对朝野、对群臣的种种善举深感不安，隐隐约约觉得徐有的“为政宽仁”、“持平守正”是在刻意迎合某些势力。武后有时会向自己发问，到底是我在纠正徐有功。
    还是徐有功在纠正我呢？不过有一点武皇非常明白，他们共同的出发点都是在维护朝纲。但维护的方式却大相庭径。
    武后此次重新启用徐有功，是在她一路扫清劲敌之后。朝廷急需树立朝政清明、执法公正的形象，以满足天下崇德崇善之心。
    即使没有更多的实际意义，她也必须这样做，况且徐有功的公正形象和作为也确实有利于朝廷。
    因此，不想再费口舌同徐有功进行争议，因为争议是毫无结果的，要成就天下大事，武后身边需要这样敢于直言的大臣。从谋略上，她可以不赞同徐有功，但又不能没有徐有功。
    武后挽留了徐有功。这种挽留完全是晓之以大义的规劝，是礼贤下士的谦和。
    令武后难以置信的是，徐有功并没有表现出以往那种凌厉之气，相反，在武皇的规劝面前，竟然潸然泪下。
    这使武皇看到了一个刚性男人鲜为人知的一面。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场面，刚强的徐有功把自己柔弱的一面暴露在一个同样刚强的女人面前。
    尽管这两种刚强展示的是不同的立场和不同的取向，却掩盖不了息息相通的道义和人性。
    武后知道，这是一个男人真情的自然流露，并不表示徐有功对自己的屈服，
    只能说明徐有功这次不愿受职是真心实意的，实无讨价还价之意；而接受武后的挽留则是身不由己的无奈。事情到了这一步，其实，君臣之间心里都非常明白，
    以后的合作，都不会是轻松的。对徐有功来讲，这是一份难以推托的责任，而对武皇而言，丝毫不会动摇自己的治国理念，这就是铁鞭、铁锤加匕首的理念。
    在庸人的眼里烈马是可畏的，是不可征服的，然而在强者的眼里，烈马是不可多得的，烈马又是大有用途的；在烈马面前，展示的是强者的勇气和胆量，张扬的是征服者的豪迈与志气。
    武皇需要像徐有功这样有个性、有作为的烈马。一种制服和驾驭烈马的强烈愿望，使武后产生了无可言状的激情和冲动。
    宰相李昭德办得最为痛快的一件事就是将酷吏侯思止处死，而且办得干净利索，就像处置洛阳小民王庆之一样直接用乱棍把侯思止打死在朝堂。
    如果说在此之前打死王庆之是为了打击武承嗣，还李氏皇嗣以公道，那么这一次他所对付的不仅仅是武承嗣及其同伙，而是与他们相关联的整个酷吏制度。
    侯思止死有余辜。这个原本仆役出身的无名小卒，受人指使，状告恒州刺史裴贞伙同舒王李元名造反，被武皇看中，
    并委以重用。原来，裴贞在任恒州刺史期间，因故责打了一名判司，这名判司由此怀恨在心。一个偶然的变故，判司发现朝廷正在追查舒王李元名造反，
    凡是遭此牵连的都无一幸免，觉得有可乘之机，于是，便通过游击将军高元礼，蛊惑在高元礼身边当差的侯思止，
    向朝廷状告裴贞伙同李元名谋反。无知而又贪婪的侯思止在他们的操纵下如法炮制，朝廷当即下令追查，元明、裴贞同时获罪。侯思止因告密有功，被封为游击将军。
    武皇后来得知侯思止不识字，于是召见侯思止，问道：“想任你为御史，人们说你不识字啊。”对这样一些头脑简单的人，武皇历来不愿意转弯抹角多费口舌。
    哪知侯思止早已被其策划者授之以口舌，便鹦鹉学舌般地回答武皇，獬豸不识字但可辨别善恶。
    侯思止当然不知道这话是何意，可武皇却异常地明白，听了侯思止的回答自然高兴，这正是她所需要的人。
    天授三年，
    乃拜朝散大夫、左台侍御史。一个目不识丁的莽夫，在武皇的庇护下被委以重用，难免闹出许多令人捧腹的笑话，不时被朝廷官员所嘲讽。
    但这并不影响他的作为，凭着蛮横和无知，侯思止干出了许多匪夷所思、栽赃陷害的事情来。那些被他陷害的人，不但要遭受皮肉之苦，还要蒙受他愚昧无知的嘲弄和屈辱。
    同为酷吏，与来俊臣、周兴他们不同的是，侯思止除了愚蠢的残忍和贪婪，其他则一无是处。
    对这样一个头脑简单而又恶贯满盈的家伙，宰相李昭德早就看在眼里恨在心里。
    侯思止知道早些年来俊臣曾弃故妻而娶太原王庆诜女，亦效仿来俊臣，奏请娶赵郡李自挹女，
    武皇敕令政事堂共同商量。李昭德抚掌谓诸宰相曰：“大可笑！往年俊臣贼劫王庆诜女，
    已大辱国。今日此奴又请索李自挹女，无乃复辱国耶！”当场把它他顶了回去。长寿二年，武皇敕令，除皇室之外，一概不得使用绸缎。
    侯思止贪婪成性，居然偷偷地囤积绸缎。此事被人揭发，李昭德奉命负责查处。
    于是就有了棒杀侯思止那一幕。此时的武皇对侯思止这样一个无才无德的家伙已经失去了信任甚至厌恶，知道他的存在已是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对他的死丝毫也不会在意。(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