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四十六章【天可汗】

    伟大的天可汗
    唐朝无疑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意气风发的时代，这一时期边疆战争战胜次数之多，在中国古代史上非常罕见。
    甚至，还产生了专门描写边地风光和战争场景的边塞诗派。这种情况，也只有唐朝才能出现。唐朝前期国力雄厚，多任皇帝都制定了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以和平为主只是偶尔教训一下挑衅者，并因此在各族人民心中享受极高的威望。
    消灭东突厥、俘虏草原霸主颉利可汗以后，李世民及其领导的唐王朝威信空前提高。其在边疆各兄弟民族甚至邻近各国中的声望与影响，远远超过汉魏以来的各个时期。
    以西北少数民族为代表的边疆各民族慑于大唐的天威，也想给自己找个强大的靠山，更想学习先进的中原文化，于是纷纷争先恐后地要求加强同唐朝之间的联系。
    各族首领强烈表示，愿意归属以李世民大帝为首的唐朝中央政府的管辖。并且，为李世民上尊号为“天可汗”。这是一个神圣的称号，也几乎成为李世民的专称。
    虽然，此后李世民的几个后代也有曾被称为“天可汗”的⊙，，比如唐高宗李治、唐肃宗李亨等。但是，只有李世民的卓越才能和伟大贡献才名副其实地，当得这“天下共主”的崇高荣誉！
    中国古代的民族歧视，与别的时期和国家有着本质区别。中国古代统治者歧视周边国家与民族，主要是以文化优越性来看的，侧重“教化”和“启迪”。虽有其狭隘性。但不失风度。在客观上有利于和中国中原王朝交往的民族、国家的进步。
    你像纳粹德国歧视迫害犹太人，主要是因为经济原因。犹太人聪明能干使德国日耳曼人感到了生存压力；而原先美国、南非等国歧视黑人或印第安人，则仅仅因为其种族肤色。就没有丝毫进步性可言了。
    李世民曾经很自豪地说：“古往今来的统治者都是重视是汉族，轻视少数民族，唯独我平等的对待他们。”话虽这样说，实际尚在李世民心中还是有一种上国、居高临下的优越感。
    在近代民族国家的观念形成以前，中国或者可以说全世界对于民族、国家的概念都是模糊的。从文明开化程度看，“夷”“狄”“胡”等词汇有时指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有时也指其它外国民族。因为在古代中国统治者看来，世界上没有与中国级别平等的政治单位，都是中国的藩属。疆域嘛。无所谓了，都是中国的。
    所以说，要准确算出历史上哪个朝代的疆域有多大，是很困难的事情。你像康熙帝就是如此。都到了17世纪末的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中，还划出了一大块地区作为“待议地区”，最后被俄国占领。
    而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国土的重要性了，所以关于主航道、大陆架、经济专属区等引起的领土纠纷就屡见不鲜了。
    有些学者甚至分析出。李世民的相貌都有些类似胡人。这其实不是什么新奇的言论，我们此前已经交代过了，李世民的祖母、母亲、妻子都是鲜卑族人。
    还有人认为，唐朝宫廷中多次发生有违儒家传统纲常的所谓“乱伦”的事情。也与皇室的少数民族血统、活泼开放的民族性格有关。连南宋理学大师朱熹都说：“唐朝发源于少数民族，所以接连发生失礼的事情，没什么好奇怪的。”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管大家怎么说，总之李世民重视与少数民族的友好交往、重用胡人。对少数民族的大臣十分爱惜都是实实在在的事情。
    李世民实行“胡汉和同为一家”的方针路线，任用各族上层人物为文武官员。他在边疆地区设置许多羁縻州府。任用所部首领为地方长官。给予一定的民族自治权力，从而使民族矛盾有所缓和。
    “羁縻”是个很有意思的词语，大唐像马笼头、缰绳一样牵引着、控制着这些民族地区。这些民族地区所拥有的权利，比今天的民族自治区要大多了，除了没有主权外几乎拥有一切权力。他们主要是在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朝贡，与唐朝保持着不远不近的微妙关系。
    这些地区属于唐政府影响辐射的势力范围，但一般又不计入唐朝的版图、不能算入唐朝的疆域面积。
    例如，唐朝在原来属于东突厥的地方就设置了许多羁縻州府。任用东突厥贵族做地方军政长官（都督），并按照他们的习惯，规定职务可以世袭。
    这些州府名义上要接受唐帝国的册封，定期向中央朝贡。但不向唐交纳赋税，仍然保持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在这些州府之上，设都护府，其官员由中央直接任免，代表中央行使主权，管理边防和处理民族之间的事务。这样，我国北部边疆出现了空前安定的局面。
    在其他少数民族地区，李世民也采取了设置羁縻州府的办法。大唐周边都沐浴在李世民大帝的恩泽中，大家和睦相处、合作共赢，一时间不闻刀兵、久违的太平安逸就在眼前了。
    李世民的民族政策被《旧唐书》誉为“以仁义和恩德结交所有人，以诚信和义气安抚少数民族（仁恩结庶类，信义抚戎夷）”。
    外族进犯被打败而归降的，或者是遥远的邦国仰慕而来归附的，李世民都按他们的意愿，在他们自己的领地上为其封王，来作为大唐的屏障。
    有的被拜为大将军，授予兵权、得到重用；有的被封爵位在朝廷内做中郎将等高级武官；有求婚的，就把以公主或宗女许配给他们。愿意迁入内地的，有时多达四、五十万人。李世民都分别为他们划地安置。还给他们分配土地，派人教他们纺织、种地。开设学校教他们读书识字。
    各民族都想依赖父母一样依赖李世民。所以，他们由衷地认为李世民是他们共同的领袖和自己爱戴的可汗。而尊其为“天可汗！”数十年之后，与唐朝联系密切的各族人民都在潜移默化中，在中华文化的薰陶与洗礼中，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很多少数民族杰出人才都忠勇异常、将心比心，李世民的宽宏厚德也赢得了大多数少数民族人民的真心拥戴。他对少数民族将领能与汉族将领一视同仁，赢得了少数民族将领的尊敬。
    在李世民巩固边疆的战争中，少数民族将领和首领起了很大作用。例如，以智勇闻名的突厥名将、处罗可汗的儿子阿史那社尔，率领他的部众归附后。被封为禁军第三军军长（左骁卫大将军）。
    后来，他在平定高昌的战役中立功，李世民还亲赐其宝刀和丝织品，并封他为毕国公。铁勒部的契苾何力率部归附后，李世民封他为高级武官（左领军将军），之后他屡建战功。
    一次随李世民出兵被敌军刺伤，李世民亲自为他敷药。当时，突厥的薛延陀部很强盛，契必何力的母亲、弟弟都去投奔薛延陀。部众也有准备去的。契苾何力见到这种情况十分惊恐，表示要忠于唐朝，不愿跟从他们去。
    他的部众就把他抓去见薛延陀的真珠可汗。契苾何力在真珠可汗面前，拔刀割去自己的左耳起誓说：“哪有唐朝的烈士受屈于你们的。但愿天地日月能知道我的忠心！”但是，唐朝误以为契苾何力投靠了薛延陀。
    大臣们都对李世民说：“契苾何力到了薛延陀，如鱼得水。”李世民说：“情况一定不是你们说的那样。契苾何力心如铁石，一定不会背叛我。”后来薛延陀的使者来到长安。讲了契苾何力的情况，李世民感动得落下泪来。
    忙派人去薛延陀。答应把第15女新兴公主嫁给真珠可汗，作为换回契苾何力为条件，他因此得以回到唐朝。可见契苾何力在李世民心中的地位有多高？真珠可汗的待遇也就一下子超过了松赞干布啊！
    李世民晚年，漠北地区各部又相继归附。回纥等部族给李世民上书说：“我们很崇敬您，很想来朝拜您，就是路途不好走。”于是，李世民迅速回应他们的申请，并指示臣下修筑了“参天可汗大道”。
    这条贯穿大漠南北的大道沿途设置驿站68处，备有马匹与食物供应往来使者。这是一条古代的高等级公路，密切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当然，一举“满足”了边疆少数民族“朝圣”的强烈愿望。
    虚荣心归虚荣心，总归这属于基础设施建设，一不小心倒为边疆人民做了件大好事。这条大道的修筑，方便少数民族首领向大唐皇帝汇报本地情况。使唐王朝中央集权更加稳固，同时方便了商旅往来，促进各民族相互交流，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李世民去世时，少数民族在朝做官的人士和来华进贡的各国使臣，闻讯无不捶胸痛哭。有的剪发、剌面；有的割耳、切腹，血流遍地；有的要求殉葬追随他直到黄泉。这些被封建史学家称之为“外夷”的人们，感怀李世民的恩情怀，已经达到了忘我忘身的地步。李世民的昭陵有好几座少数民族将领的陵墓，突厥的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执失思力等，死后都陪葬在这里。这种现象在以往是罕见的，也可以说是李世民民族政策的一个侧影。
    当时，在华的外国留学生已有数万人。各族、各国的首领，常常不畏路途遥远、一路艰辛，争相派遣使者进贡，每年正月来朝贺的各方使节往往会有好几千人。李世民曾在接见这些使者时，对自己的侍臣说：“汉武帝穷兵黩武30多年，使中原人民疲惫不堪，还所获无几。如今，我只是以仁政德行对他们加以安抚，即就是极其遥远偏僻地方的人，都成了大唐的子民。”
    纵观李世民在位期间，唐朝与周边国家与地区的地缘关系。他比较成功地处理了与唐朝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利益攸关的多种双边乃至多边关系。例如与突厥、吐蕃、高昌及西域诸国，高句丽、新罗、百济等国之间的关系。
    他的地缘战略思想正是在处理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当中不断走向成熟的。他的地缘战略思想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又具有他个人的独有特色，两者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贯穿于他的地缘战略思想的始终。
    李世民像政治艺术大师般地，成功的处置了众多棘手的问题，成为当时东方世界的国际盟主。之后，他还要把这种高超的政治智慧应用到对他的权力格局的改革与调整当中去。
    “李世民”，这个名字起得好啊！“济世安民”，李渊在给二儿子起名字的时候，好像就赋予了他经邦治国、保境安民的神圣职责。毛主席说过：“居安思危是一个民族成熟的表现。”
    作为皇帝的李世民已经认识到：“秦始皇统一中国，杨广时代国家富强，都是因为骄奢淫逸而一朝覆灭。我怎么还能骄傲自满呢。”他还深刻地认识到。“历史上的末代亡国之君，所犯的罪恶都是类似的，大多都是由于奢侈腐化、横征暴敛。”所以他提出，“平定动乱要用武力，太平盛世一定要用文明的措施。
    李世民有这种认识，其实并不奇怪。这是由于他既善于从隋朝暴政速亡的惨痛事例中吸取教训，同时又深受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
    他从少年时代就追随父亲驰骋沙场。在冲锋陷阵、血流漂杵的大地，他真切地看到了在杨广统治下的隋朝人民流离失所、饿殍遍野的苦难，也体验到了百业萧条、民不聊生的惨境。等到天下安定之后。城镇一片狼藉，房屋紧闭、门窗不整，全国不足200万户，已不足隋朝的三分之一。
    大片良田荒芜。城市人丁稀少，商铺无人光顾。他把天下百姓的生存惨状看在眼里、记在心中，为了国富民强、政权巩固、天下安定。开始思考如何改善民生活，开辟大唐盛世。所以。李世民非常重视老百姓的生活，强调“以民为本”。
    国家要以人民为根本（邦以民为本）是古代儒家民本思想的一种反映。治理国家应该重视老百姓的作用。以人民安居乐业、赢得民心作为根本。
    这种观念是相对于君本、官本而言的，其原意是指中国古代的明君、贤臣为维护其统治而提出的一种统治观。“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者载舟，水者覆舟。”
    简称“君舟民水”，自战国时荀子讲过后，此后在多种场合被李世民大帝广泛引用、大力宣扬。荀子的时代是乱世，他提的只能是一种奢侈的幻想，不会有哪个君主会真的把他说的当回事。因为如果真的像荀子说的那样做君主，太累了，会心力交瘁的。
    而李世民正是在认认真真、一步步地把荀子老先生的政治理想变为现实，不断践行、矢志不渝。再后来，历代统治者不管心里乐意不乐意都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了。这是一种极其朴素的、伟大的思想，它的基本理念主要表现在：
    其一，重民贵民。
    重视人民，认为人民最宝贵。例如“敬天保民”、“民惟邦本”、“民贵君轻”、“立君为民”等古训，都表现出对民众的重视。《左传》从国家兴亡的高度阐述了人民的重要性，其中说道：“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
    其二，爱民仁民。
    爱惜人民，对人民仁爱。孔子说：仁爱的人才会热爱别人（仁者爱人）。
    其三，安民保民。
    李世民在即位之初，就下令减少赋税和徭役，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好好喘口气。他爱惜民力，从不轻易征发徭役。所以他在位的20多年间，一切言谈都以民之所想为出发点和归宿，一切作为都是以民之所需为根本。他曾说：“我每次在朝堂上商议国家大事，无不是三思而后行，就怕伤害到老百姓的利益。”
    626年二月，他曾下旨：全国百姓中，“男子20岁、女子15岁以上，还没有婚配的，由州、县政府按照礼仪给他们礼聘婚配；有因为贫困不能自能自行解决的人，由同乡的富人或亲戚资助帮助解决聘礼或嫁妆；60岁以上的鳏夫、50岁以上的寡妇和带着孩子坚守节操者，不能强求。”
    这是为了繁衍人口的需要，也是帮助适龄青年解决个人问题的实际举措。措施得力，又分不同情况具体实施，使人感到很是温馨。能够操心这么细致的，在历史上实为罕见。
    李渊时代想靠分封皇族宗室来巩固统治，所以皇族子孙里有几十位小朋友都被封王。李世民即位后说道：“我现在做皇帝，要施行德政来使百姓休养生息。
    怎么可以白白的让老百姓来养活我们自己的宗族呢！”于是，他下令宗室的爵位都降一级，只有少数有功的人留任，这就使百姓的负担减轻了不少。他的长孙皇后，甚至还亲自养蚕(未完待续。。)